读《万历十五年》（一）——戚继光的国防现代化之路

明朝国防制度的设计者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武将拥兵自重乃是朝廷的最大威胁。基于这个前提，他们在设计国防体系时自然是以帝国的对内稳定做优先考虑，整体思路上重文轻武的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乎明朝的武将们经常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前台的牵线木偶，真正的老板还是后台做傀儡师的文官集团。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军队的后勤体制。按以上所说的原则，这类事情也照例是不用武官插手的。明朝的后勤制度又设计得相当奇妙。全国上下，并没有一个总后勤部来统筹管理所有军队的补给。一支地方部队的补给，完全于其驻扎地附近各级地方政府的筹措。一个想造反的王爷会发现，他将不得不全力煽动起各级地方官员，才能备足起事所需的物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文官集团同心协力，帝国的内乱就能化解于无形之中。军队的装备供应也与此类似，全凭各地方锻造厂各自打造，就近分配。在这种复杂的管理之下，兵器的质量可想而知，以至于后来戚继光在组建新军时不得不选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装备以求其可靠性，这也是迁就于当时现实的无奈之举。

在这样僵化的体制下，其正规军的战斗力自然十分可疑，著名的土木之变便是其证明。到了嘉靖年倭寇肆虐的时候，明军根本无力应付这样的挑战，《万历十五年》更是将其尖刻地讽刺为“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队”。但是军队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为全体文官所不容，盖是因为其所涉及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国防问题而及于政治：全面重整军备，不可能是一花独放，势必需要其他部门的跟进配合，甚至要动摇本朝的根基。这样以来，置本朝的列祖列宗和开国元勋们的颜面于何存呢？所以往往反对者一句“到底是何居心”，便可使得提议人诺诺而退。

1555年戚继光浙江上任时采用了一个新办法：在正规军体制之外另组新军。朝廷鉴于当时海患不得不批准了这一建议。戚继光聪明地绕过了帝国整体体制的积弊，仅从局部入手进行了有限度的调整，同时使这些调整尽量处于文官集团的容忍范围之内，因而获得了成功。后世曾国潘也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者：八旗军军备废弛难堪大用，清廷不得不起用湘军为主力来做为抵御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

即便是戚继光看似走钢丝的行为，在文官们看来也只不过是与他们一贯行政方针相抵触的权宜之计。因为新军的招募、补给、装备、纪律、奖惩等，一般来说都异于正规军的成例，实质上相当于在系统内部另起炉灶，而且由于是个人推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这在文官集团看来就已经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了。戚帅升至蓟州卫戍区后，仅仅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谭伦和张居正，两个同样有志于重整军备的文官——的关系，他的军事改革才得以继续。二人驾鹤西归之后，戚继光和他的新军被清算也就是迟早的问题了。曾国潘显然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才得以功成身退。

万历年间还有一场大战，那就是援朝壬辰战争。戚继光之后的明军到底是怎么打败了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所率领的战国全明星阵容的，这倒是另一个问题了。